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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吧记

水边吧,随便吧:020-38899695

 
 
 

日志

 
 

行乞日记(三)  

2010-12-11 23:50: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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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乞日记(三)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阴

 

先兵后礼

 

7日晚是水边吧例行7号诗会,华师韩老师夫妇来。临别,他们赠金200元,说是给帅的生日礼物(他们进水边吧时,帅的妹妹穗正在跟他争抢生日蛋糕的所有权)。我推辞未果后,就为这笔得款的性质问题疑惑起来:虽然我没有告诉过韩老师我乞讨的事,但他们应该会通过别的传播媒介知道的(比如豆瓣),那么,这份以帅的生日之名而来的收入,是不该计入行乞收入呢还是该?

 

上个月(我公布行乞消息之前)水边吧演出易剧场的《词.肉》,演出后剧团进行募捐,韩老师夫妇捐了二笔款,一笔100元给易剧团,另一笔200元给了水边吧。

 

这里顺便提一下:易剧场的《词.肉》水边吧演出,不售票而接受捐款,当晚观众约三十余,演毕剧团收入仅300来元,其中100元和另外50元来自韩老师和水边吧另一名常客石头记。这么好的演出和这么低的收入,令我的心情和当时的身体一样不好。这说明:喜欢和有时间看这一类演出的人(比如学生)不一定拿得出多少钱,而愿意为这一类演出而有钱出钱者(比如房地产商)却不一定有时间甚至兴趣来看。所以,行乞绝对是支持这一类艺术的最佳出路选择,它使有钱又愿出钱却可能没时间或没兴趣看的人有机会出钱,使想看戏又不太有钱和不太愿意出钱的人(比如我本人)有戏看(对于观众来说,来看就算出力了)。

 

7号诗会当晚,一名女性参加者其朗诵之声真让我惊为天人,堪与《词.肉》演员媲美,

希望她下月7号仍能出场啊。

 

    当晚诗会开始前,来三名《广州日报》记者,说得知诗会消息来看看,结果发现冷冷清清,直到他们约9点40分离开时还没有诗客和酒客到场。记者在此情境下听我介绍了我的近况和乞讨行为,说愿意帮我把我的简历交出去,助我谋一份合适的工作。

 

   

昨天进行了两场乞讨。第一场所得甚丰,635元。第二场为零,算上交通费和工作餐,为-15元。虽然前天已踩过点,但第一场来回的交通状况还是出了大问题,费钱不说还费了我一家三口的九牛之力,加上餐饮,共费38元。

昨天共收入635元,共支出52元,净收入483元。加上上次结帐余847.5元,现总余额为1430.5元。

 

昨天下午那场,我决定一家三口(我、静、穗)出场,想这样的视觉效果会好。因交通问题,到国际行为艺术展现场53美术馆时,差点晚了。我赶紧在美术馆院内的主通道旁摆出摊,摊上多了一份当天出版的《广州日报》“都市”版对我及其行乞的报道作为道具。但是美术馆的保安来了,要我走。一名《画廊》杂志的实习记者说,这也是行为艺术,她请保安先跟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再作决定为好。保安请了一名工作人员来,后者也说不得在这里摆。

 

我就移到了美术馆大门外,在门对面跟摆小吃摊的摆在一起。没多久,出来另一名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她请我进内去摆,说只要注意交通安全就好。我移进去后先摆在原先的道路旁,后在馆内人员的建议下,移到里边主要展厅的两个门之间。

 

第一笔捐款入我的“香油”箱时我正扭头回答人问题,我没看见,那是25元,听说是一名佩戴工作胸卡的女性(后来我们最后离场时,她还跟我家穗打招呼)给的。第二笔是另一名女性给的100元,第三笔是一名这次作为观众一员的香港行为艺术家丸仔给的,10元,后来他还送给我一本他的很漂亮的作品集。在前一天,丸仔跟我说看过我演戏。

 

一些外国人围观,但他们看不懂中文,看一下就走了。

 

过来一名中年人,蹲在我身旁,递上一只信封靠在“香油” 箱上,说他是美术馆的负责人,佩服我的勇气,这是他们的一点小意思,并说以后可以合作策划做点东西,但希望这次还是能按计划完成行为艺术节,所以我就不要再在他这里摆了。

 

这是我行乞以来所受被赶的最高礼遇,相信将来也不会再有这么高礼遇,我心里生了大感动,满口应承我这就收摊。

 

那只信封里装着500元。

 

这令我后来联想到历史或传说中的丐帮,遇人热闹喜事,就去搅局(当然以文搅为主),对方以厚礼来宁人息事。

 

下午,我们在53美术馆内参观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不乏好作品),其间接到一个电话,是了解昨天当日《广州日报》出街后有没人联系我,比如有没有朋友见我沦落到乞讨境地后表示愿意帮助我的。我说,只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不相识的说自己做早教的刘老师打来的,她说看到报纸后,在网上搜索到了我和水边吧,知道我对儿童教育感兴趣和有研究后,就打电话来讨论我能不能把戏剧和儿童教育结合起来,使它赢利。

 

这时,我跟我身边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讨论:要是这个乞讨行为,使我获得了巨大同情心和帮助,使我谋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我就将面临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了:to be, or not to be。现在我已经把乞讨当作了我的职业,将来我面对非常“体面”的另一份职业选择时,我会不会转行呢?当我的乞讨事业做大做强、发达到能实现老婆买栋别墅(这不是不可能性的,小时候见到乞丐时,往往有大人说:他们讨饭的收入家里都能造起房子,那时我们这些普通城镇施舍者,基本无机会产生家里造房子的梦想)来住住和做儿童教育的梦想时,又面临更“体面”、非常“体面”的职业时,我会不会先要好好计较两者的投入产出比和收益率呢?我会不会因此养成好逸恶劳的恶习而不再思进取呢?这就是硬币的两面啊。

 

这位来自创美广告公司的朋友对我说:你辛苦那么多年,现在应该是你的“秋收季节”了(上海下河迷仓每年有“秋收季节”剧场节)。

 

朋友说,乞讨是一项多么美好的事业,它使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做一名早上是诗人、下午是哲学家、晚上是乞丐……的自由人的共产主义生活。

 

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已经为中国身处困境的人,尤其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所谓艺术家们,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乞讨。只要你低下你高贵的头颅,目光向下,并将身体蹲下去,委身于乞丐的行列,你的眼前就会豁然开朗!

 

我狂想:中国身陷困境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在我的行乞行为的感召下,将来纷纷走上街头,并且蹲下来,使我的祖国大地各地涌动起乞讨大军,那将是多么壮丽的景象啊!

 

我们一家三口下午4点多离场,下公交车后,三个人被一部单车折腾得半死,从天寿路到五山,掉了差不多十次链,又打不到的士,最后老婆抱着在怀里睡着的女儿相机回家,我则带着破单车(本来计划是老婆骑单车回家的)赶地铁去芳村。

 

晚上的李凝演出,观众仅十来人。我在演出主办方精心布置(一路放置烛群)的观众行进路线旁择地摆摊作蹲状,可几乎没有一人路过,观众都从另一边远道入场。我若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则会作如下狂想:这该不会是他们为避我的乞讨给他们高贵的艺术活动造成玷污和干扰的真正的精心安排吧?先在我面前假装布置这条路,其实门口保安向观众交待走另一条路!

 

在演出现场,我被问:买不买票?她被答:今晚一分钱都没讨到,所以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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